辩证法的精神是什么

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并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的精神和形式，以及黑格尔式和马克思式的辩证法到底有什么不同。下面我就展开来讲辩证法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反题对正题的克服，不是因为正题也有道理所以留着，是因为正题的局限在具体历史/概念运动中暴露，被更高环节吸收其有效内容、丢弃其抽象形式。

我们需要把“有效内容”这个词从日常语言的模糊地带里剥离出来，放进黑格尔的概念运动中去考察。在黑格尔那里，“有效内容”指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可以被任意提取的正确观点，是一种动态的、具有规定性的逻辑形式。

第一层：有效内容是“被规定的普遍性”而非“正确意见”

当一个正题（比如“存在就是物质”）在历史或概念的进程中遭遇其反题（比如“存在也是精神”），黑格尔要做的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说“你们都对了一部分”。他要做的是：找出正题中那个使它得以成立、但又同时限制了它的内在逻辑结构。

这里很重要，我来讲讲为什么：

想象一场辩论。正题主张：“自由就是随心所欲，不受任何外在约束。” 反题主张：“自由就是服从法律，遵守社会规范。”

现在，我们来模拟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方式一：各打五十大板（这正是我们要拒绝的）

这种方式会说：“你们俩都有道理。正题看到了自由的主观能动性，反题看到了自由的社会性。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随心所欲’。你们都对了一部分，结合起来就对了。”

这为什么是错的？ 因为它只是把两个现成的、互不相干的观点机械地拼接在一起。它没有揭示出这两个观点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也没有产生任何新的概念规定。“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随心所欲”这个说法，本质上只是用了一个“但是”把两个矛盾的东西并列起来，它没有解决矛盾，只是掩盖了矛盾。正题和反题各自的缺陷依然存在：正题的“随心所欲”仍然是任性的、偶然的；反题的“服从法律”仍然是外在的、强制的。这种结合没有任何概念上的推进，只是一个廉价的折中方案。

方式二：真正的辩证扬弃（黑格尔的路径）

这条路完全不同。它不关心谁对谁错，它只关心一个问题：这两个观点为什么会必然地相互冲突？它们冲突的根源是什么？这个根源本身揭示了关于“自由”的什么更深层的结构？

让我们一步步推演：

分析正题的内在逻辑：“随心所欲”的自由，其核心规定是否定性——否定一切外在的束缚。它追求的是纯粹的自我决定。但是，这个“自我决定”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我今天想向东，明天想向西，我的“自我”在哪里？这种自由实际上变成了偶然的冲动，我成了自己欲望的奴隶，而不是主人。所以，正题的内在缺陷是：它追求自我决定，却陷入了被偶然性决定的境地。它的“有效内容”是“自我决定”这个形式，但它的“无效形式”是“以偶然内容来填充这个形式”。

分析反题的内在逻辑：“服从法律”的自由，其核心规定是普遍性，即遵循一个超越个人任性的共同规则。它追求的是稳定的秩序。但是，这个“法律”是谁的法律？如果法律是外在于我的、由他人强加的，那我服从它就不是自由，而是奴役。所以，反题的内在缺陷是：它追求普遍秩序，却可能沦为外在的强制。它的有效内容是“普遍性”这个形式，但它的无效形式是“以异己的、外在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普遍性”。

再比如另一个例子，在《精神现象学》中，感性确定性（感觉的“这一个”）是最初级的正题。它宣称自己拥有最丰富、最真实的知识。但当它试图说出“这一个”时，它发现自己只能说出一连串抽象的共相（“这里”、“现在”）。它的“有效内容”是什么？不是“我感觉到了红色”这个具体意见，而是它不得不借助普遍概念来表达个别这一结构性的矛盾。这个“不得不借助普遍”的结构，就是它贡献给下一阶段（知觉）的有效内容。这个内容不是“合理的”，而是构成性的，它规定了知识下一步必须采取的形式。

所以，有效内容的第一个形式是：作为逻辑骨架的规定性。它类似于一个核心步骤，但不决定输出的某个具体内容。

第二层：有效内容是“被否定的特殊性”所携带的张力

再深入一步。反题克服正题，不是简单地抛弃正题，而是让正题的内在局限性自行暴露。在这个过程中，正题那种“自以为是的特殊性”被否定了，但否定它的力量——也就是导致它崩溃的那个张力——却被保留了下来。

这个张力，就是有效内容的第二个形式：作为动力的差异性。

假设有一个正题：“道德源于理性自律”（康德式）。它的反题是：“道德源于情感共鸣”（休谟式）。黑格尔式的综合不会说“两者都有道理，所以我们既要理性也要情感”，他会分析：

正题（理性自律）的有效内容是什么？是“自我立法”这一形式结构。它揭示了道德行为区别于自然因果的关键特征。

正题的局限性在哪？它无法解释道德动机的情感驱动力，显得空洞无力。

反题（情感共鸣）的有效内容是什么？是“对他者的直接感受性”。它揭示了道德不是冷冰冰的逻辑运算。

反题的局限性在哪？它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缺乏普遍规范的约束力。

那么，在更高的“伦理实体”阶段（如《法哲学原理》中的Sittlichkeit），保留下来的有效内容是什么？是“自我立法形式”与“对他者感受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这不是一个和解，它是一个永不停歇的相互作用。有效内容变成了一个关系场：任何具体的伦理生活，都必须同时满足“我是我自己的法则”和“我的法则必须能被他人感受到”这两个互相冲突的要求。这个冲突本身，就是伦理生活的生命力所在。

再比如还拿上面那个自由的例子：

我们有两种观点，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和自由就是服从法律。我们上面分析发现的这个冲突的根源不是任性和规矩的对立，是 “自我决定的形式”与“普遍性的形式”之间的分裂。正题想要自我决定，但找不到普遍的内容；反题想要普遍秩序，但找不到自我的根基。这个冲突本身，就指向了一个更高级的问题：有没有一种普遍性，它同时就是我的自我决定？有没有一种自我决定，它本身就能产生出普遍的法则？

因此，有效内容的第二个形式是：作为关系张力的结构性矛盾。它不是“合理的”，而是生产性的。它迫使概念不断前进，以避免僵化。

第三层：有效内容是“被扬弃的直接性”所留下的印记

最后，也是最微妙的一点。当反题克服正题时，正题那种“直接的、未加反思的”存在方式被否定了，但它所指向的那个最初的、质朴的经验域，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重新安置在一个更复杂的结构中。

这个被重新安置的“印记”，就是有效内容的第三个形式：作为起源的踪迹。

想想亚里士多德的“实体”（ousia）概念。他认为个体事物（如苏格拉底这个人）是第一实体。这在后来的唯名论和实在论争论中被反复批判。但黑格尔在做《哲学史讲演录》时，他不会说亚里士多德错了。他会说：亚里士多德的有效内容，不在于他给出了“个体优先”这个正确答案，而在于他第一次清晰地提出了“主体-谓词”这个逻辑-存在论结构。苏格拉底这个人，作为“主词”，承受着各种属性。这个“主谓结构”被保留在了后来一切关于主体性（Subjektivität）的讨论中。无论你是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统觉”还是黑格尔的“精神”，这个“作为承担者的主体”的原始印记，都来自亚里士多德。

所以，有效内容的第三个形式是：作为奠基性问题的存在论痕迹。它不是“合理的”，而是源始性的，它设定了后续所有讨论的基本坐标。用一句更凝练的话来说：正题的有效内容，就是它在被否定之后，仍然规定着后续概念运动方向的那些形式条件。

扬弃的发生：接着上面关于自由定义的例子。我们通过分析得到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自我决定它本身就能产生出普遍的法则。现在，真正的“扬弃”来了。我们不是把随心所欲和服从法律加起来，而是从它们的失败中，提炼出一个全新的概念规定。这个新规定就是：自由 = 在自我立法中实现的普遍性。

看看这个过程：

保留了正题的有效内容：自我决定的形式。不再是听命于他人，而是自己给自己法则。

丢弃了正题的无效形式：偶然的、任意的内容。这个自我立法不能是“我今天想这样”，而必须是具有普遍性的。

保留了反题的有效内容：普遍性的形式。自由不是混乱，而是有法则的。

丢弃了反题的无效形式：外在强加的法律。这个普遍法则必须是我自己给自己立的。

这个结果是“自我立法中的普遍性”：它不是一个折中方案。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正题和反题在相互否定中得出来的。它既不是正题，也不是反题，更不是它们的混合物。它是在两者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结构。这个概念就是卢梭和康德所说的“自律”（Autonomie）。

我们再来讲如何进行推导。“自由 = 在自我立法中实现的普遍性”这个新规定，其推导形式既非单纯形式逻辑的演绎，也非康德意义上的先验论证，而是黑格尔式的“思辨-辩证（spekulativ-dialektisch）推导”，或更准确地说：内在必然性（immanente Notwendigkeit）的概念推演。但如果必须在“逻辑的 / 先验的”二选一框架下定位，它更接近一种扩展了的逻辑推导（黑格尔的逻辑学意义上的概念逻辑），而非先验推导。

先区分这几种推导：

1. 形式逻辑推导

从前提按同一律、矛盾律、三段论推出结论。例如：

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故苏格拉底会死。

特点是：前提已给定，结论不超出前提所含内容（分析性/必然性但无新质产生）。

“自由=自我立法中的普遍性”显然不是这种。因为“任性自由”与“服从法律”两个前提，无论怎么三段论拼接，都得不出“自律”这个新概念。形式逻辑处理不了“对立面生成更高综合”。

2. 康德式先验推导（transzendinale Deduktion）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演绎的目标是：证明某些先天概念（范畴）是经验可能性之必要条件，即“要使经验（对象意识）可能，主体必须已经具备统觉与范畴”。其结构是：

从“经验/自我意识的事实”出发，追问“其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反推（regressively）出必须先天地预设X。

先验推导是回溯性、条件性、以主体认识结构为锚点的。它问：要使A可能，必须预先假定什么？

康德的自由概念（实践哲学中）则靠实践理性的先验演绎/道德律论证：自由是道德律的“设准”（Postulat）——要承认道德律的有效性，就必须预设自由。这是实践-先验的路数：从道德意识的“事实”（Faktum der Vernunft）反推自由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本体因果性。

3. 黑格尔式推导与上述两者的差异

“自由=自我立法中的普遍性”作为辩证综合的结果，其推导结构是：

（a）不是先验的（在康德意义上）

它不从“经验/道德意识之事实”回溯其可能性条件。

它不从主体认识结构或实践理性的预设出发去“保证”某物。

相反，它从概念自身的运动（正→反→合）向前推进（progressiv）：让“自由”这个抽象概念在具体化过程中自我分化、自我否定、自我圆满。

它不把“自由”当作必须预设的设准，而把“自由”当作在历史/逻辑中逐步展开、逐步证明自身的过程本身。自由不是前提，而是结果（“自由是精神的本质，但精神必须赢得它自己”——黑格尔《法哲学》序言：“精神……只有通过自身劳动/斗争才达到对自身真理的认识”）。

（b）是“逻辑”的，但这是黑格尔《逻辑学》的“逻辑”，不是形式逻辑

黑格尔的“逻辑”研究的是纯粹概念自身的规定与转化（Sein → Wesen → Begriff）。这种逻辑是：

内容性的（概念自身就是存在的规定，不是纯形式外壳）；

生成性的（概念通过对自身的否定产生新规定，结论超出前提——综合性但具必然性）；

内在的（矛盾推动，不是外部追加前提）。

“自由=自我立法中的普遍性”正是概念（Begriff）阶段的产物：

“自由”最初是抽象的“任意”（正题=否定的自由，可脱离一切）；

它的真理是“自由即必然/法则”（反题=被普遍物决定）；

综合=自由作为具体的普遍（konkrete Allgemeinheit）：普遍（法则）不是外在于自我，而正是自我之自我中介——自我（个体）= 普遍（法则）之自我设定。这是“概念”的逻辑：个体—特殊—普遍三环节在概念中互为中介、彼此同一。

所以它是概念逻辑（spekulative Logik）的推演：从“自由”这一抽象范畴的内在矛盾出发，推演出其真理规定。

更精细的定位：它是“现象学的”还是“逻辑的”？在黑格尔体系中，这条推导其实出现在多个层面：

《精神现象学》：意识经历“自我意志（主人）—恐惧—法律（斯多葛/怀疑/法权状态）”等形态，最终在“道德世界观/良心”之后走向“精神”（Sittlichkeit）。这是现象学-经验描述的、意识史的路径：让意识自己在失败中被迫承认更高真理。

《法哲学原理》§§29-30、§145 等：直接从“意志”概念分析——意志是自由，意志的规定经历“抽象法（形式自由/所有权）—道德（主观自由/意图）—伦理（具体自由/普遍与个体统一）”。这是逻辑-概念推演的路径。

《逻辑学》“概念论”：自由作为“概念本身”的自我决定（Begriff als frei：普遍自我特殊化又回归自身）。

“从失败中提炼新规定”这个说法最贴近现象学路径（意识在经验中自我颠覆）+ 概念逻辑的综合。它不是先验回溯，是内在现象学的必然性展示：让对立面各自走到尽头，其崩塌本身显明更高综合的必要性。这叫“通过否定达到肯定”（negatio negationis /“ 双重否定”或“否定之否定”）。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宏伟的，但其缺陷同样致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神秘化的外壳：观念论的头足倒置

这是最根本的缺陷。在黑格尔看来，现实世界（自然、社会、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自我外化、自我认识的产物。辩证法的主体是概念、是精神。物质世界、人的实践活动、社会经济关系，都只是这个精神历程的“体现”或“材料”。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得极为精辟：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这意味着，黑格尔的辩证法描述的是一个影子世界的运动，而不是真实世界本身的运动。它把主语（现实的人的物质活动）和谓语（思维的逻辑形式）颠倒了。

2. 调和与封闭：为现存秩序辩护的保守倾向

黑格尔辩证法中最具革命性的部分是“否定性”，即一切事物都因其内在矛盾而必然走向灭亡。然而，他的体系最终却是封闭的。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普鲁士国家被描绘为“理性的现实”，是绝对精神的最高体现。历史在普鲁士君主立宪制这里终结了。哲学的任务变成了“理解现在的东西”，而不是“改变现在的东西”。

这导致了一个悖论：辩证法本应是“关于事物本质的永不间断的破坏”，但在黑格尔那里，它最终服务于论证现存事物的合理性。那句著名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在保守派手中变成了为普鲁士专制政权辩护的工具。否定性被体系的终点所窒息。

3. 抽象的主体：忽视了感性的、实践的、物质的人

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主体是“自我意识”或“精神”，而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从事物质生产并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他虽然天才地看到了劳动（在《精神现象学》主奴辩证法中）对人的塑造作用，但他理解的劳动仅仅是“精神的劳动”，是抽象的意识活动。他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具体劳动是如何被异化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如何从根本上推动历史发展的。

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可以解释“绝对精神”如何在艺术、宗教、哲学中认识自己，却无法解释“无产阶级”为何会饥饿、为何会革命，也无法解释经济危机为何周期性爆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是一场彻底的重塑。他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四个核心环节：

1. 唯物主义的基础：从“观念”到“生活”

这是最根本的翻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原理：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他们把辩证法的主体从“绝对精神”换成了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辩证法的运动不再发生在概念的天国，而是发生在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阶级斗争和历史的实际进程中。这样一来，辩证法的动力就从“概念的自我否定”变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冲突。

2. 开放的历史观：从“终点”到“过程”

马克思彻底打破了黑格尔体系的封闭性。他拒绝承认任何终极的、完美的社会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明确指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这意味着，历史没有终点。资本主义也只是人类史前史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它必然会被更高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所取代。辩证法的否定性不再被体系吞噬，而是成为了永恒的革命性。哲学的任务不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

3. 具体的历史分析：从“逻辑”到“实证”

黑格尔的辩证法倾向于用一种抽象的逻辑范畴（如“存在-无-变”、“普遍-特殊-个别”）来剪裁一切历史内容。马克思则坚持，辩证法必须扎根于具体的历史经验材料的分析之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的，就是这种方法的典范。他不是从商品这个概念中逻辑地推演出资本主义的一切，而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最丰富的具体”，即商品的分析开始，通过层层抽象，揭示出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的内在联系。他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但这个“具体”不是逻辑的终点，而是被思维所把握的、具有许多规定性的现实总体。每一步推导，都对应着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真实历史过程和结构。

4. 阶级的视角：从“自我意识”到“无产阶级”

黑格尔的辩证法缺乏一个现实的、能够承担革命使命的主体。马克思找到了这个主体：无产阶级。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辩证法不再是精神在书斋里的自我嬉戏，而是成为了无产阶级认识自身历史地位、理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规律、从而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否定性在这里获得了现实的力量：无产阶级就是那个“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强大的物质力量。

第三步：一个具体的对照——如何看待“资本主义”

让我们用这个具体的例子，来直观感受一下弥补前后的差异。

维度一：资本主义的本质

黑格尔的辩证法：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是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伦理”环节。它被定义为“需要的体系”（System der Bedürfnisse），即个人通过劳动和交换满足自身私利的领域。黑格尔清醒地看到了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加剧并存，它会产生“贱民”（Pöbel），即一群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脱离社会联结的人。但黑格尔认为，这种分裂是精神发展的必经阶段，它最终会被一个更高的普遍性，即“国家”所扬弃。国家作为“地上的神”，代表着普遍利益，它能通过警察、同业公会等机构来调和市民社会中的冲突。因此，在黑格尔那里，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而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环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

马克思彻底拒绝了这种“精神环节论”。他在《资本论》中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而不是任何精神发展的必然阶段。其核心特征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工人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使用不仅能创造出相当于自身价值的价值，还能创造出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强调的是这种生产关系的剥削性和历史暂时性。它不是永恒的理性秩序，而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充满对抗的特殊阶段。

维度二：矛盾的性质

黑格尔的辩证法：

黑格尔承认市民社会充满了矛盾：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财富与贫困对立，奢侈与匮乏并存。但这些矛盾被他视为“精神”为了达到更高自我认识而设定的障碍。在黑格尔看来，矛盾不是毁灭性的，而是驱动性的。它推动着“伦理”从家庭（特殊性）经过市民社会（分裂性）上升到国家（普遍性）。矛盾最终会在国家的“普遍性”中被“扬弃”，即被克服并保留在更高的统一体中。因此，黑格尔的矛盾是可以被调和的，其终点是和谐。

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

马克思将矛盾定性为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对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高度社会化（成千上万工人协作、全球市场联结）与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冲突。这个矛盾无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解决。它会表现为：单个企业内部生产的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冲突；生产能力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萎缩之间的冲突。这种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危机）。危机不是暂时的失调，而是基本矛盾的集中爆发。马克思认为，除非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否则这个矛盾将一再出现，且越来越剧烈。

维度三：未来的走向

黑格尔的辩证法：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封闭的。他明确宣称，历史在日耳曼世界的普鲁士君主立宪制中达到了终点。在这个国家形态中，个人自由与普遍理性实现了完美统一。哲学的任务不是预言未来，而是“理解现在的东西”。黑格尔的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才起飞”，意味着哲学总是在一个历史形态完成之后才能理解它。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指向一个未来的、更高的社会形态，而是指向对现有秩序的理性认可。

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

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开放的、革命的。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得出结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未来的走向是：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最终进入共产主义，即一个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历史没有在资本主义终结，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是人类“史前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真正的“人类历史”将从共产主义开始。

维度四：哲学的功能

黑格尔的辩证法：

哲学的功能是理解与和解。哲学是对已经存在的、已经完成的事物的理性把握。它不教导世界应该怎样，因为世界本身就是理性的。哲学的作用是让人们认识到现存事物的合理性，从而与自己的时代达成和解。它是一种事后反思（Nachdenken），是对已经凝固的现实的精神再现。

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

哲学的功能是批判与改造。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辩证法在马克思手中变成了对一切现存事物进行无情批判的工具。它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哲学必须介入现实，揭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革命实践提供理论武器。

维度五：否定性的地位与归宿

黑格尔的辩证法：

否定性是黑格尔辩证法中最具活力的环节。一切事物都因其内在矛盾而必然走向灭亡，这个过程就是“否定”。但黑格尔的否定是有终点的。否定之否定（双重否定）最终会达到一个肯定的结果，即“绝对知识”。在这个终点，一切矛盾都被化解，一切对立都被调和，精神回到了自身，达到了完全的自我认识。否定性最终被体系所吞噬，它服务于一幅和谐的、完成了的真理图景。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神秘的”，因为它最终把否定性变成了为现存秩序辩护的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否定性的革命内核，但拒绝了它的和解结局。在他们看来，否定性是永不停歇的。只要阶级社会还存在，只要压迫还存在，否定性就不会消失。辩证法不承认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即使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否定性也不会消失，它只是改变了形式——不再是阶级对抗，而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新的矛盾运动。否定性成为了永恒的革命性，而不是通向和谐终点的阶梯。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此做了一个经典的总结：

“黑格尔的体系……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不会被某种所谓绝对真理状态所终结；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黑格尔哲学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这就是说，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弥补的，正是黑格尔辩证法中那个与活生生的、苦难的、斗争的现实相脱节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