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营的第一个月，我学会了两件事。
第一，这里的白天是从哨声开始的。天不亮，不过五更，第一声哨响会顺着铁瓦边沿爬进来，直直地刺进人的耳朵。那时身子还没醒，手已经先动，摸黑穿鞋。不穿鞋的就被踢出门外，坐在冻地上穿。等人站到操场，天才一点点变成灰白。太阳从来不在我们面前升起来，它总是先照到西山头，光落在铁网外头，像是给外面的人用的。我们只配踩影子里站队。
第二，这里没有“累”。累了不叫累，叫“缓一缓”。人倒下去，也不叫倒，叫“趴窝”。一趴窝，谁都救不了你。头几天，我挖沟回来，经常觉得手腕已经断了。不是疼，是木，木到夜里把手放进被子里，都分不清哪只才是自己的。可第二天还得出工。不出工，饭减半。饭减半，人就真趴窝。这里有一条链条，谁也不许在中间断掉。
我被分到北区挖排水。一起的七八个，都是做底的。年纪参差，高矮不齐。最大的那个叫阿瓦，个子高，光是站着就比灰制服还壮。他不说话，你不看他，你贴墙走。大家都躲着他。因为他不讲理，又爱抢。和我刚进孤儿院时遇见的阿福像，又不太像。阿福有跟班，他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就爱干更多事。他挖得快，别人还没到沟底，他已经从沟里上来，蹲在边上磨锹，磨得“咣咣”响。灰制服不过去，这事就没人管。
我从不惹他。有一次他故意一脚把土块蹬进我衣领，大冬天的，土块顺着脊梁滚下去，又冷又膈。我停下，把领子翻开，把土倒出来。他等着我抬头。我偏不抬头。就那样蹲着，把土一粒一粒抠出来，拍到沟沿上。后来他没了趣，自己走了。
这些事我不会同郑乐生讲。她那边也不比我好。那几座灰楼，外头是墙，里头是更细的规矩。她被分到东区洗衣房，不洗衣服时，就给一个上了年岁的女灰制服打下手。那女人大家叫她“黑姑”，说话跟锉刀似的，两个指头能把人耳根拧紫。但黑姑不打脸。郑乐生说，这已经算好了。打脸的，一般都是起了兴。黑姑没兴，她只是嫌你慢。慢的人最倒霉。你越缩，她越把你拎到前头来，让你慢慢做。
我不知道郑乐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给黑姑端热水的。只听人说过，黑姑难伺候。可我自己在水房碰过她一回。那是刚收工，天已经黑透，我进去时，她正拿一块旧布，蘸着点凉水，擦耳根后头。我一眼就看见那里青了。很小一块，像谁用指甲印上去的。她看见我，把手放下，没遮掩。
“谁弄的。”我问。
“我撞门上了。”她说。
“那门还长指甲。”我说。
她没说话，转过去把布洗干净。那水很凉，她搓得慢。我在池子另一头洗了手，也慢。水声在两个人中间很小，像怕人听。
后来我知道，那不是黑姑拧的，是东区一个管钥匙的女孩。那女孩叫阿彩，比郑乐生大。郑乐生去了东区，阿彩就盯着她。郑乐生装傻，一天装到头。阿彩越看越气，趁她端热水时，从后头拧了一把。郑乐生没叫，只把热水端稳了。如果泼了，那才真上了阿彩的当。
郑乐生不是一个能让人随便拿捏的人。她总能在别人的手伸过来之前，先让自己显得不重要。可那一次，她没躲。因为她躲，脚边那盆热水会扣在前头老修女的身上。她只好受下来。这些她不说，我全当没看见。
我真正算日子，是第三十七天往墙上划了一道。这里的墙不潮，砖上还带着石灰味，但刻不了字。我没有再去效仿在孤儿院那套，因为用处不大。你在这里连一张纸都少见，墙上的记号，也没人想知道是谁记的。可我还是划了。夜里，拿一块石头，在铺位旁边轻轻划一道。浅得厉害，明天说不定被谁的衣服擦没了。我划给自己看，做个记号。这地方不比孤儿院。孤儿院的日子虽然冷，可好歹还活着。这里人活着，也和物件差不多。我划一道，起码证明今天有个叫“46”的人还在喘气。
真正让我明白自己在这里有几斤几两，是第四十天的那个下午。
那天本不该有风。一个冬天，吹得人像根干草。我们在北区挖沟，沟挖到一人多深，土冻得厉害，挖下去是白花花的冻土块，像骨头渣子。就在快收工前半个钟头，阿瓦忽然对旁边一个新来的孩子说：“把锹给我。”
那孩子没犹豫就递了。阿瓦接过锹，没挖。他走到沟边，把锹往泥里一插，转身对灰制服说：“他不行。从晌午开始就立着，两腿直抖。这样的，带出去也是个填坑的。”
那孩子不过十二岁，还没学会听风。他以为阿瓦在帮他挑担子，整个人还微微缩着。灰制服没说话，只从外头踱到沟边，往下看。那孩子站着，嘴唇裂了，脸上全是被风吹出来的红。灰制服捡起一块土疙瘩，往沟里一丢。土砸在孩子脚边，碎了。他跳了一下。
“你。”灰制服说，“上来，绕场跑。跑到我喊停。”
孩子跑了。场子很大，是灰的、平的，地上有碎石子。他跑第一圈，还快。第二圈，腿就重了。风从北边刮过来，整个场像一口大锅。我们被勒令站在沟边看。没有命令，不能下沟，不能走。我站在最边上，手指冻得发僵。那孩子跑过第三圈，开始出怪声，像喉咙里漏风。灰制服看了一眼表，问阿瓦：“几圈了。”
“九。”阿瓦说。
灰制服没叫停。孩子又跑了一圈。速度慢得很，脚拖在地上，像鞋底粘了半寸泥。第十二圈时，他在场心踉跄了一下，没有马上倒。他往前又抢了两步，脸朝下，重重地摔在灰土里。扬起来的细尘落在他背上，过了几秒，又盖住后脑勺。
灰制服说：“拖走。”
两个大孩子上去，一人一条胳膊，把他拖到铁网边的小屋前。那孩子醒了，哭，嗓子极哑。没有人看。灰制服转过身，说：“挖。”所有人重新下去，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拿起锹时，手是僵的，但心里想得清：他们要我哭，要我跑，要我像那个孩子一样上不去下不来。我偏不。再累也不跑。跑给人看，只会让人更起兴。
那晚我再见到阿瓦，他在水房洗头。水很凉，他整个脑袋埋进池里，憋了很久不起来。我走到他旁边，洗手。他“哗”一下从水里抬起来，水花溅到我身上。我让了让。他直勾勾从水里憋出来的眼睛里，有一条条红丝，不像得意，倒像累。
“你他妈老看我干什么。”他用鼻子说。
我确实看了他。不是找事，是看他的后颈。后颈上有一道灰，不是土，是火印，被衣服遮住半边。我见过那道印。在大京清点那天，黑衣服就翻看过阿福的后颈。这地方来的人，很多都带印。不是天生，是被人按在铁盘上印的。至于印的什么，谁也不知道，被印的人自己不照镜子，永远看不见。
“热的。”我忽然说，“你后颈上沾了灰。”
他“哦”了一声，没在意，拿衣服擦脸。我有些失望。我想知道那印疼不疼。后来我明白了，我不该问。那地方的人不聊“如何来的”，只聊“明天去几区上工”。来路都烂了，问得多了，会从嘴里漏出来。
又过了一个多月。天没那么冷了。有一日清晨，灰制服把我们北区做底的全叫到小墙前面。那面墙不到人高，墙后头是块四四方方的夯土坪。坪上站着七个孩子。年纪十几，穿戴和做底不一样，上衣勒进裤腰，脚上不是草鞋，是一双薄底黑布鞋。人说，那是过了“初筛”的，要训什么，不知道。我只看见他们的手，都垂着，站得直。没有嘻嘻哈哈。其中一个正是那个不说话、吃饭极快的孩子。他站着，整个人像一扇合起来的门，看不见缝。我后来知道，他叫阿虫。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像虫。钻得快，不打眼。能进初筛，是因为上边觉得他静。静的人有两个去处，一个死得快，一个爬得快。阿虫是后头那个。
东区没叫郑乐生。我也不在名单。名单念完，晒了半日太阳，我们就散了，继续去挖沟。我一边挖一边想，这地方分人，跟我们分锹一样。谁的好，谁的钝，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这把，钝。但还不至于折。我不能折。
没进初筛，我不甘心。我只在下工后，别人都去抢热水，我一个人绕着场边走走。脚上的泡早好了，结了茧。被罚跑的那个孩子已经不在北区了，不知道被送去哪里。这地方有很多“不知道”。
我没有再去找郑乐生。她也没有来水房。好几天。我照常上工，挖沟，回来。夜里数铁瓦外的风。我不想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在东区，会自己站稳。她从来站得比我们稳。她需要我的时候，会来的。
快到开春时，我被叫去西角搬过一趟东西。灰制服没让我跟人进房，只在外头装车。回来时天已经黑透了。我绕过水房，听见里头有轻轻的水声。门半掩。是郑乐生。她弯着身子，在池边慢慢搓一条灰裤。听见我脚步，她没抬头，只往旁边让了让。我走进去，在水池另一头洗手。水冷得扎骨头。我们各洗各的。
“我明天早上去南墙外。”她说。
“谁让去的。”
“跟队。搬冬储。”她说。
“我下工晚。”我说。
“我自己能回来。”她说。
我拧水。水声太响，把她的话盖掉一点。
“你少跟人较劲。”她说。这话来得没头没尾。
“我没有。”我说。
“我看见了。”她把灰裤翻了个面，“阿瓦那天要试试你。你没躲。你跟他齐头挖。你后脖子都绷出来了。这种人，你不赢他，他不记得你。你赢他，他记你一辈子。”
我说：“记得我又能怎么样。”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把搓好的灰裤搭到池边，把它展开。我看见那裤子上全是磨出来的小口。她低声说：“这里的人就靠记性活着。记性好的，能活到分训。记性差，早上死了，晌午就没人记得。”她抬头看我一眼，眼睛很黑，“所以你别让人记。”
我点头。没再说别的。
“你先回。别老来水房。”她最后说，“这地方不缺眼睛。”
我走时，外头在刮风。风从铁丝网那边卷来，把灰土扑在我脸上。我忽然回头看了一眼。水房的小窗还亮着。她很慢。她总是很慢。慢得像我每个晚上从北区回来，都能在风里听见的那一点水声。
开春那日，北区正式分训。灰制服把我们叫到场心，说：“一个人能站，一个人能走，一个人能等，都不如一个人能熬。今天起，你们里头，有十个人留下。剩下的，去做别的。”
念了十个编号。我的46，在第六。
我站在列里，没动。手心里全是汗。我听见风声从铁网那边来，听见很远的地方有人叫娘。我没有回头去看。我想起郑乐生借我名字那晚的雨，想起母亲把我推进沟里时，那手最后的一下。
然后我跨出去一步。
和那些能动的人一样。我不再是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