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训半年后，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刚来西营时的样子了。
不是脸，不是头发，是那种从里到外都是空壳的感觉。现在也空，但空得不一样。从前是不知道往哪里走，现在是知道了，也得走。不走，后面就有人来拖你。这地方从早到晚都在你后头，像一条不长眼睛的狗，你不跑，它就咬你脚后跟。
我们这组从二十人，减到十四个。全是慢慢熬出来的。有犯错的，有倒下的，有被调走的，还有两个，夜里被拖出去，再也没听人提过。谁都不问。在这里，问一个人去哪了，就像问一块土被哪阵风刮走了。没有答案，也不该有。
天转凉的那个月，我们开始练小队。
“小队”不是打仗的小队。灰制服念这三个字时，嘴角往下压了压，像在嚼一块没煮烂的肉。他说，从今天起，你们不是一个人。一人错，全队错。一人倒，全队饿。
第一次分，我被分到第三队。我看了一眼旁边的人，就知道这会是常输的一队。一个叫石头，腿短，跑起来像蛤蟆，但很能挨，挨打不躲。另一个叫长顺，眼睛细，话多。手快，脚慢。还有一个是细胳膊细腿的，总在咳嗽，晚上睡觉跟拉风箱一样。
余下的人分到一队二队。阿瓦在二队。阿虫在一队。他们那边都是人高胳膊粗的，灯底下一站，黑影压过来半个场地。
第一场在山墙外。规则很简单，一队追，一队躲。能追到的，翻过北墙算赢。追不到的，绕着北墙跑五圈。
我们第三队先躲。长顺跑没多远，就被人从侧边堵了。我听见他叫了一声，然后就是人倒地的闷响。石头往回折，我一把没拽住，他自己撞进人堆里，被按在墙上。我还在跑，后脖梗子已经全是汗。最后只有我翻过了北墙。我蹲在墙头，往回看。三个人都在地上。一队的人没笑。他们只看着，像看一袋撒了的土豆。
那天晚饭，第三队没有。
第二天第二场，我们追，二队躲。阿瓦一个人堵在巷口，像块铁砧。长顺去冲，被他一肩膀顶回来。我抄后路，没抄着。石头捣阿瓦的腿，被他一脚扫在地上。我又输了。回营时，石头一瘸一拐。灰制服站在边上说：“输也输得干净点。”
第三天，还是一场。还是我们第三队。这次灰制服加了道水沟。我们四个站在沟沿上。对面一队从斜角压过来，眼看长顺又要单跑。我喊他：“别跑！跟我！”长顺愣了一瞬。我带着石头绕侧，让长顺和那个咳嗽的引开前两个。石头腿短，但贴地快，阿虫追他，见他拐弯后又折回来，倒没下死手。我趁这个空，从边沟翻过去。人过了。可长顺没过来。他被人从后面拽住。石头回头想去拉，被我一脚踹在屁股上：“走！”
他翻过来了。长顺没翻过来。
那天晚饭，我们还是没吃成。
夜里，长顺靠在墙边没说话。石头把私藏的一块硬饼掰成两半，他接过去，指甲在饼上抠来抠去。屋里没点灯，光靠窗外一点天。我闭着眼，听北风从铁瓦上碾过去。我知道长顺在恨我。恨我踹了石头不救他。可我不后悔。那种场面，谁回头，就一起倒。他一个倒，好过全队都倒。我这话说不出口。说出来，连最后一点对错都没了。
第四天，灰制服让我们第三队先跑。我带着三个人从营房东面钻进去，没走巷子，走的是晾衣线后头。长顺一路憋着气。石头大气不敢喘。咳嗽的那个忍着咳，捂嘴，脸都紫了。二队从左包，一队从右截。阿瓦那个步子，隔着两堵墙我都能听出来。我抄起墙根一根木棒，也没真打，只在拐角处一顿乱敲，敲得像人乱跑。阿虫停了一下。就这一下，我们四个从断口钻了出去。
没被追到。
灰制服看完，没说话。晚饭有。汤，半块饼。我们坐在营房外吃。长顺第一个吃完，蹲在墙边。石头凑过去，把汤里一片菜叶子拨给他。长顺没要，把自己那半碗推了回来。两个人你来我往，最后我盯着长顺，说：“吃了。明天还跑。”
他看我一眼。那一眼比前几天淡了点。他用袖子抹嘴，把剩汤全倒进肚子里。
后来我们第三队还是输得多，赢几回，都是一点点抠出来的。灰制服没再罚我们。我慢慢明白，这地方最怕的不是你输，是你输到连跑都不跑。输有个输的样子。
石头有一回悄悄问我：“你是不是拿我当饵。”我说：“是。”他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当饵行。但你得提前喊我。”我点头。后来我每次喊他，他从不回头问“干什么”，只跟着跑。信任在西营里比肉还贵，他给了我。这债我记着。
就在这几个月里，阿瓦被调了组。从二队到一队。调组那天，灰制服当众说：“阿瓦能扛，能顶，也能带人往后缩。”阿瓦面无表情，只“啪”一下站过去。后来我们打照面，他跟我也不多话。有时候我晚上起来方便，看见他靠在外墙根站着，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像等人，又像是什么也不想等。他有一回递水给我，这事我记到现在。可我没还。他不缺这个。他只缺一个人跟他说说旧话。而我知道，旧话没人能说。
石头问我：“阿瓦是哪里人。”我说不知道。他说：“他唱的那调，像北面山里的。”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堂哥以前跟着驮队从北境回来，哼过类似的。我没追问。那调子又低又沉，像人把石头滚进山洞里，听回音听出来的。阿瓦不说，我也就当他没有。
这年入冬前，西营闹过一次病。不是大疫，是寒热。咳倒了七八个，我们第三队那个咳嗽的也倒了。他烧得说胡话。我拿自己的被子压在他身上。他烧得滚热，嘴里喊的却是“别卖牛”。也不知道是哪个乡里的事。第二天，灰制服来查，见他高烧，直接抬走。我们谁也没敢看。过了几日，他回来了。整个人瘦得脱相，走路像根被抽了穗的秆。他不能再跟训，被放去厨房。
这些事，我谁也没讲。
天越冷，那种感觉越清。我不是为郑乐生撑。也不是为自己。我说不上为谁。有时候半夜醒来，听见阿瓦在唱。有时候是风，有时候是哪个小子说梦话。我听见了，就闭眼再睡。
真正让全组炸开的事，是在腊月。
那天灰制服把我们拉到营地最南边。那有一排铁网，网外是大片的荒草甸。风卷着枯草根从铁丝转涡里刮过来，割得人睁不开眼。我们站在风里，听见灰制服说：
“今晚轮流站夜岗。”
夜岗不吓人。在北区的时候，我早站过。吓人的是地方——南三岗。那地方在营地最角落，岗亭连灯都没有，只有半截木桩。铁网外二十步，是一大片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凹地。草长得比人还高。有人说，那凹地里埋过东西。也有人说，夜里能从那里听见地底像有水流过，可西营这地方没有河。
第一夜，石头站。下来后，他脸色白了，我问怎么了。他不肯说。第二天，长顺站。下来后，他和石头挤在一起，两个人都不说话。我连问都懒得问。第三夜，我站。后半夜，风小了。荒草定定地立着。月亮从云里出来，把凹地照成一片青白。我看见那凹地最深处，有一小块地方，草不住地动，像有东西在底下慢慢地拱，又像只是一只被风吹倦了的野狗在翻身。
我盯着看。
那光出现的时候，我没敢相信。有半尺来高，很淡，在草尖上滚过去，像一小团蓝灰色的火。不是萤火虫。萤火虫不是这种冷色，也没有这么慢。它滚了几下，往南偏，没追人。后来没了。像被地吸进去。我把枪拄在木桩上，手是僵的，枪身全湿。我朝手心哈了口气，等天一点点亮起来。
这事我没说。只跟石头提了一句：“夜岗别往凹地看。”他点头，像早知道了。长顺听见了，嘟囔一句：“就他妈不是人待的地方。”
腊月过到一半，训练停了两天。为什么停，不知道。只说上头有人下来。不让出门。我们全缩在营房里。有一天清晨，窗纸上透过来几道车灯。有人从车斗下来，脚步很轻。我把眼睛凑到墙缝看，只看见几个蓝灰衣的背影，往核心区那边去了。
石头钻过来，小声说：“是东院的人。说是考出来的，要授号。”
授号，是这地方对入风器初阶的人做的一件事。说被授了号的人，以后不再叫旧编号。他们会得到新的字头，秘密训出去。这种话，平时灰制服从不说。大家只从一些旧营房墙上的刻痕、铁架床板下的炭字，猜出一星半点。我不爱猜。猜多睡不着。
但我心里浮了郑乐生一眼。她要真授了号，那这西营就再不是两个人隔着水房说话的地方了。她会变成某种别人嘴上提起来的人。我从前在孤儿院听人叫她“帮修女干活的那个”。现在，在这灰地方，她大概要变成另一种称呼。我不喜欢。不是不喜欢她出头。是这一出头，她离“郑乐生”三个字就更远了。
一连五六天，我都没有见她。
后来见了一面，在伙房后头。她跟着两个蓝灰衣出来，正往南边走。我正从水房拐出来，手还是湿的。她步子没停，眼睛朝我闪了一下。我也没停。我们像两个被风错过去的灰影子，在墙拐角各自走。我走了三步，听见她在后头说：“站夜岗，别死盯凹地。”
我回头。她已经走出去半丈远。
“你站过？”我问。
她没回头，只把右手抬起来，比了一根指头，又放下。那意思我懂：站过一次。
我站在原地，想再问点别的，嘴唇刚动，人就拐弯不见了。我心里像被一根细线勒了一下。她连凹地都知道。她知道得太多，多得我睡不着。这地方一层一层，把人往里吸。她在里面，我在外面，可我们看的，听的是同一片夜。
那晚岗，我又看见那团蓝灰色的光。这回它分成了三个小团，在草尖上并着滚，像三个不说话的脑袋。风一过，它们一齐暗了一下。我握枪的手心全是汗。不是怕光。是这光后头有什么在动。很小。一下。两下。像谁在凹地里慢慢抬头。
我没有喊。喊了也不会有人来。
天亮回营，我去找石头。他还没醒。我踢了踢他。他迷迷瞪瞪坐起来，我蹲下去，压低嗓子：“南边的凹地，白天过去没有。”他揉揉眼，点头：“去过。地上有印。”
“什么印。”
“圈子。”他说，人清醒了，“一圈一圈的。草都焦了边。”他看着我，“还有鞋印。不是我们的鞋。”
我沉默了半天。
“别去了。”我说。
他“嗯”了一声。但我知道，在这种地方，“别去”从来不是真话。人要是被一样东西吸住了，越叫别去越要去。我不是神。我拦不住人。我只能管住自己。可我自己，还不是一样，下了岗就绕着走过。不去看，不等于不想。那蓝灰色的光，像一根毛刺长在眼皮底下。闭眼就看见。
腊月二十三，天上落了一阵碎雪。我们第三队围在饭堂里喝汤。长顺忽然说：“我昨晚又看见了。在凹地。这回它停住了。对着我。”
汤匙“当”一声，有人没端住。石头说：“别说了。”长顺没听见似的，说：“它像个人蹲在草里。没站起来。”我一口把汤喝完，把碗重重一放：“吃饭。”长顺这才闭了嘴。
这顿饭吃得很慢。汤凉了，谁也没去添。
我抬头望了一眼外头。雪落得细，像天上在掉墙皮。铁网在雪里黑得更硬。远处，凹地像一张没缝上的嘴，被雪盖住，还喘。这地方，从人进来那天起，就没有太平过。可我们还要活。因为只有活着，才能知道夜里来的是什么东西。或者，才有机会从这地方出去，到更远的地方去，把这事说给人听。
那天夜里，我没有睡实。石头睡我旁边。他翻了个身，把脸朝里，两条腿缩着。长顺在另一头，抱着胳膊。我听见阿瓦那铺传来很轻的调子。又是那个调。一声一声，往低处滚。
我闭上眼，没再想凹地。只想辽西那个雨夜。母亲的血滴在我脸上，是热的。这里太冷了。冷得什么都像铁。可我没死。没死，就还能做梦。梦里也许有雨。也许有很远的地方，雨打在树叶上，像有人从天上掉下来，轻声喊我的名字。叫我“46”，或者“乐生”。
我应不出来。
